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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治水二三事
  发布时间:2018-06-19   文章来源:河北省南水北调办公室

 

  明晚南下深圳,原本大有快意,临了却怅然若失:父母刚抵京看我,距此亦不过半年,还不至于达到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“浓度”。

  我不恋家,也不恋乡——十六岁离开江汉平原小镇后,我便把他乡认作故乡,并堂而皇之,四处扬言:我这个人几乎没有中国人惯有的家乡观念,对亲爹亲妈亦无那种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凛然。可最近,我总是莫名的“浮躁”——光阴远逝,不经意间,我“蹲守”北京西南的小山村、担任第一书记已一年有余——在此期间,我居然常想起父亲。

  一直以来,我对父亲都是“敬而远之”——他有他的“世界观”,我有我的“方法论”——亲戚皆曰:我的五官皮囊酷似父亲,性格却相差十万八千里。

  父亲高中毕业后没多久,便时运大发,前往镇上的“水工部”上班——按我与他的年龄推算,那时“文革”还未结束的七十年代中期,父亲小伙一表人才,却无缘到大学深造,只能灰溜溜地,从哪里来,回哪里去,老老实实苟活于汉江平原的小村庄“梁塔”。对于父亲来讲,唯一的出路便是在镇上谋一份“吃皇粮”的工作,并因之跃龙门:由农村人摇身蜕变为“单位人”。

  有关父亲梁金明同志的早期情况,我或猜或忆,大体勾勒一二——能谓之“史实”的部分究竟几何,恕我毫无把握——此亦充分说明,我对父亲疏于了解。

  但有一点,应该不会搞错,即“水工部”这个叫法——太怪异,类似于清末民初大上海租界的“工部局”——正因其“不伦不类”,才叫我印象颇深——至今,我唯一能确定的是,水工部乃一活化石般的“简称”。

  打我记事起,“水工部”就沦为“历史”,父亲的单位已被固定称为“水管站”,即“水利管理站”——更准确地讲,应该是“麻洋镇水利管理站”——时至今日,在我心中,“水管站”这个概念只能是“麻洋水管站”,与天南海北、湖北北京任何其他乡镇的水管站无关。

  麻洋乃我故乡。在调皮捣蛋的岁月里,我常说:我爸是水管站的。别人亦谓:他爸是水管站的——或曰,他老头是水管站的——“老头”为方言,即父亲之意。“水管站的”,这种说法,“不巧”成为我与我家老头共有的名片——不是“国务院的”,更非“中南海的”,但此时此刻,我竟然很骄傲,仿佛见到父亲在一个瓢泼大雨突降的夏夜,急冲冲跑出家门,排涝去也。

  父亲的职业是治水,几十年来,他“含辛茹苦”,伺候着小镇全境的江河湖泊,既怕它们喝不饱,又忧其“水分”过剩。对此,我“置若罔闻”,甚至不屑一顾——一则麻木了,从小看着身边这些搞水利的叔叔伯伯风里“测雨”、雨中“观水”;二则,麻洋水管站的诸多叔叔伯伯们,在治水之余,还有着较为复杂的人事纠葛,甚至极端情况下,会如江汉平原骤然袭来的暴雨一般“无情无义”,而我爹不善左右逢源,于是叫我这个业已长大的旁观者亦“迷惑”。

  毕竟是我亲爹,他在水管站的不平与块垒,令我很不爽,于是“恨”屋及乌,对他们的拿手好戏——叫河川臣服——亦抱着将来我肯定不会干这个苦差的“态度”。不过,现在思来,父亲与我的隔膜,才是我心有不“安”的根源——关于他这个人以及他的职业,我似乎都错过了最佳的观察期——那可是我无法“罔顾”的童年与少年,也是父亲最能在子孙跟前念兹在兹的职场“花样年华”。

  父亲不喜家,不愿与儿子们多交流,不怎么播撒天伦无处不在的父爱,母亲亦承认这种既成事实。父亲总是在小镇的荒野乱跑——水沟河渠、涵闸泵站、田间地头,皆为其亲人,只要“天气”一声令下,他便迅疾窜入“亲人”的怀抱——当我年少、对父亲的魅力充满幻想时,他总是杳然不知踪影,几天几夜“逍遥”在外。

  母亲、弟弟与我三人,皆习以为常,仿佛麻洋镇这些或羞涩或狂乱的水,如果没有他来“打点”和安抚,那么这里早就不适合人类居住,或人将不人。

  做了多年的“镇上”人,可他的一亩三分地始终在广大的农村——诚如母亲刘梅先常打趣曰:到底还是一个泥腿子。

  “泥腿子”一说,父亲不服,水利是农业的命脉;没有水利,就没有农业;没有农业,那有你们的吃喝拉撒?

  不消母亲细数,我没吃过猪肉,亦见过猪跑:夏秋之际的梁金明,一顶不洋不土的草帽,一辆二八自行车,一张精瘦如柴的脸,一双疲惫与亢奋兼顾的眼。即便1994年贵为麻洋镇水管站的站长之后,他这幅尊容,亦未改换——可能是我“失察”,抑或那种印象太过深刻与“漫画”,便以一代全了。

  他一会严防“旱灾”,一会满世界排涝;几个小时前还在拼命乞求龙王多降点水,可刚刚归家,他便一边冷观窗外的“风云突变”,一边大声叫道:“完了,这场雨下得太急,又得排了。”

  母亲一般对曰:神经,前脚到家,后脚就走,你是不是算计好了的?

  往往,刘梅先女士还未“发泄”完,父亲就只留给我们一个极其晦暗的背影——天气如最阴险的小人一般,反复无常,说翻脸就翻脸,恣意戏耍着父亲,每每撩拨着母亲——不欢而散:较之外界欺人太甚的“副热带高压”,我家的场面来得更具体,更阴郁。

  江汉平原,大江、小河、湖泊、水坑,肆意密布,本为天府之国、鱼米之乡,可梅雨季节伊始,情况便万分不妙——父亲年复一年的“大考”拉开帷幕,直至秋老虎发威,足足四个多月,一个如此冗长的答题过程才算了结——不不不,还未完事:紧接着是南方湿冷无暖气的冬日,他们又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矣。

  有一年深冬,我还在读中专,忘了是何种机缘,父亲领着我,站在汉江大堤上,远眺他位于江滩的工地——一排排野蛮的挖掘机正在掏土方。我问:襄河治了这么多年,什么时候是个头——襄河即汉江。

  父亲一笑,似乎还有点腼腆。他答曰:谁不希望有个头呢?

  我顷刻无语,任凭刺骨的江风狂扫脸颊。同时,我偷瞟了一眼父亲,发现他面容严肃,似有不忍。

  我自小长于“水管站”那栋三层的办公楼,并立有“大志”:绝不“玩”水利,甚至远离农业。可我不仅读了一个水利中专;还兜兜转转、七弯八拐,混迹于北京一所农业类高校;然后我的妻子,鬼使神差,就职单位乃北京市南水北调办公室——父亲在南方“调弄”的水,她要合理利用,抽到北方。

  更不可思议的是,我居然从农业高校“出走”,到北京的山村挂职第一书记——虽非“治水”,但亦似乎步了父亲之后尘,“融入”农村的广阔天地。前几天,村中立起“河长”的公示牌——支部书记兼任“河长”。可惜,石板房村那条十多华里的河沟几乎无水——北方的干涸,吾算“亲炙”。

  “河长”!石板房亦有河长。我杵在公示牌前,久久不敢挪步——我想到了我的老头梁金明——他才是老家麻洋镇当仁不让、领导百姓皆认可的河长:一个平原村庄的翩翩青年,高中毕业,一脚跳入镇上的“水工部”;先做“临时工”,像大禹一般,乐滋滋“戏”水;熬到四十岁,做了水管站的头;问心无愧,却无可奈何退休,目今已在深圳含饴弄孙四年。

  天可怜见,他在任时,却没有河长制——即便有,担任者应该也不会是他,而是镇长等相关“大员”——但无所谓的:以我观之,他就是我们麻洋的河长。

  去年夏天,他与母亲赴京,“考察”我挂职的石板房——聊起农村生活,我猛然道:当年您能从梁塔走进镇上的水工部,不容易吧。他一脸茫然,答曰:没什么好说的。

  我闻之,心里格外难受。

  我不说“水管站”,而是重点提及“水工部”三字,乃特意为之,好“勾引”他更久远的回忆。可他尖瘦寡淡的脸上写满“怠慢”,令我几欲堕泪——他的反应并不“乖张”——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,他只余一句话常挂嘴边:没什么好说的,退休就万事大吉了。

  不要紧,我还有一招诱其开口——明晚,他和弟弟会在深圳宝安机场接我,寒暄之后,我会找一个恰如其分的“机会”,叹曰:老爸,你当年可是麻洋镇不折不扣的河长啊。

(来源:中国南水北调报2018-6-11   作者:梁盼)